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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宏伟事件”发酵 中共宣传落后世界一个时代(图)

来源:多维  2018-10-11 09:50

“沉舟侧畔千帆过”,延安时期至今七十多年,中共建党至今也近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宣传系统的角色定位还还在延安时期的小板凳上,又怎么怪它的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兼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失踪”事件,以及其妻子罕见的海外喊冤,不仅让中共的公关政治短板再一次尴尬曝光,也让中共宣传系统精心安排的两档国庆节目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关注与反响。

2018年中国国庆节期间,《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和《新时代学习大会》两档电视节目,一北一南,分别在中国最大的电视台央视和最受内地青年欢迎的湖南卫视开始播放。这显然是中共对其总书记——习近平执政理念宣传在渠道与方式上的一次调整——尝试让中南海的政治话语走进民众的普通生活。

作为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带着西方政治视角下“原罪”标签的中共,经常受到批评不足为奇。但是一直以来,从外宣到内宣,从精神文明指导到电视节目,从官方媒体到网络自媒体,外界对中共批评的落脚点似乎更多地落到宣传系统上:思维陈旧、手段落后、反应迟钝、作风官僚……为什么中共宣传系统总是挨批,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一个值得再一次探讨的话题。

最根本的问题:为谁服务?

抛开各种官样说明,从延安时期就负责“宣传鼓动”的中宣系统,其定位不外乎两条:一是负责对外宣传充当“党”的喉舌,二是负责向下管控民间控制舆论的“嘴巴”。前者离不开统战(统一战线,即联合不同政治团体及社会各界的力量,为同一政治目的而共同奋斗即)的色彩,后者脱不了维稳的思维。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都是“为党服务”。

 

中南海新华门内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所书写(图源:AFP)

作为中共权力机构中的一环,宣传系统中的各执法机构以及归口于宣传系统的“党媒”,“为党服务”无可厚非。但是在“党管一切,党媒姓党”的自我认知下,中共的宣传部门似乎把中南海新华门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抛之脑后。

“为人民服务”,是由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意指“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思想和行为”,被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规范之一,也被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定义务。所以,对于中宣系统来说,“姓党”是本色,但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不可忘却的宗旨,它也是习近平在中共建党95周年大会上所说的“不忘初心”。

说道这里,不由联想到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灶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灶君是神,所以也被叫做“灶神爷”,他被玉皇大帝派到凡间监视百姓——“传递民意、上传下达”。这和中宣系统的职责很相近。但是和饱受批评的中宣系统不同,灶君是最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神。为什么?因为他在百姓的眼中“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起码表面看起来是这样。

而中宣系统显然连这个“表面看起来”都没有做到。长期以来,中宣系统的一切宣传和管控的目标都是对“党”负责就好——虽然很多行为往往对整个的“党”并不好。具体到个体官员与事件,就表现为一切唯上,一切唯政治正确:宣传“党”政策时候的“伟光正”与“假大空”以及与对敏感舆论的“一封了之”就是因此而来。至于民众的评价和不满,有什么理由太过在乎?

角色停滞 如何与时俱进?

外界在批评中共宣传系统手段老旧不能“与时俱进”的时候,有不少的宣传口官员们也在抱怨什么到底要如何“与时俱进”。“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中共宣传系统来说,发展进步的参照是什么?

中国境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很多政党、社团有类似中共的党宣传机构,但其不具备国家权力。中宣这种党政合一的机构,其核心部门中宣部甚至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符合其自身定位的严谨译法。“中共中央宣传部”比较早的译法是“thePropaganda Department,CCCPC”。因为“propagandistic”在英文中带有“灌输、洗脑”等贬义,所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中不允许成立此类机构。也因此,中宣部后来也将自己的英文名改译成了“thePublicity Department, CCCPC”。

 

目前朝鲜,越南,古巴仍有和中国有类似的党、政合一的宣传机构,但是对于身为世界上最大社会主义家国的执政党、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来说,宣传系统怎么走在横向上仍然无案可循。

那么再从历史纵向寻找。中共宣传系统成立伊始是模仿苏共中央的宣传鼓动部。延安时期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曾指出“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这种思维和做法,曾为中共成功争取民意和各方支持。

但是从中共建党到延安时期再到今天,中共已经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曾经的榜样苏联政权亦不复存在。虽然“鼓动”二字已经从官方机构名称中消失,但是中宣革命年代“宣传鼓动”角色定位却一直没有实质调整。加之真正市场化媒体一直没有机会在中国出现并发展成熟,造就了中宣系统在一党“象牙塔”中,缺乏批评、没有竞争,纵向找不到历史参考,横向无法与同类比较,成了被各方嫌弃的落后者。

“沉舟侧畔千帆过”。延安时期至今七十多年,中共建党至今也近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宣的屁股却还被安排坐在延安时期的小板凳上,又怎么怪它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左支右拙 火山口上的交椅怎么坐

除了革命年代,中共建政后,历届中宣系统的官员,似乎没有谁成功获得朝野的交口称赞。左手党权力、右手政权力,对上要服务中共中央、对下要面对普通百姓的中共宣传系统。从广播台放什么歌、电视剧中演员衣服的衣服怎么露、到高校教材怎么编、教师上课怎么讲……似乎什么都要管,又什么都管不好。既然做不到“八面玲珑”,那结果就只能处处被抱怨。

有个虽然官方未证实但是广为流传的故事:中共前书记江泽民2000年8月在北戴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句“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今年北戴河期间,也有传闻称中共高层批评宣传系统带偏舆论。可见,不仅是普通民众有不少牢骚,中共高层对宣传系统也有很多不满。

在中共政坛,中宣部长一职被官员们戏称为“火山口上的交椅”。1985年6月,从贵州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调任中共中央政改研究室秘书长的陈群林,在知道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将调任中宣部长时,曾私下对其调侃,“完了,你要上刀山了。”

作为连接“党”和民众的重要通道,中宣如何运作,说起来容做起来难——一以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状态为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底层抗争在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上迅速发展;知识层在政治态度和思想取向上也更加激进,左派要求社会公平,彻底走回毛时代,右派极端者也要求社会民主,进行彻底而激进的政治变革。这些观点在部分官民对抗等重大议题上激烈对撞、沸反盈天。

作为负责中共意识形态的权力机构,宣传系统如果表现“老左”要被批评缺乏改革精神,表现“太右”一样有“缺乏党性”的指责。不分左右,超越左右?对极左和极右言论都采取控制措施的后果是左右都不满意。

横向的左支右拙,上下的两头不满。如何兼顾上纲上线的党性和需要温和色彩的人民性?对于中共的宣传部门来说,这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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